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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关于性骚扰的来信:为未来的女儿

有被杀的觉悟,才有资格开枪。


微信公众号:正午故事

 

一封关于性骚扰的来信,一篇关于我们时代的长篇回复。真的很长。

一封关于性骚扰的来信:为未来的女儿

为未来的女儿

文 | 淡豹

写给正午的来信:

淡总理:

你好。

从正午信箱开通那时起我就觉得自己一定会写信,关于家庭关系亲密关系等等,然而没想到终于打算动笔是想咨询关于性骚扰的问题。

记忆里我最早的一次被性骚扰经历是读大学的时候在教学楼遇到了“露阴癖”,当时被吓坏了,说不出话,最后憋出一句脏话就慌张地跑掉了,后来和当时异地的男朋友边打电话边哭,在学校网站的论坛上发了贴,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或者说只是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关注,老师和领导们并不知晓,我也忘了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把这事告诉老师,就不了了之了。毕业后白天在路上遇到过流氓,被拦住了去路,打招呼、吹口哨,其实周围还有其他路人在,但我也没有勇气喊,猜想他可能也是吓吓我,就装作没看到走了过去,其实心里特别害怕。今晚是穿着牛仔短裤骑车路过一家商场,门口有几个男人走来,冲着我打招呼“嗨小姐”,我又气又怕,没搭理他们,骑走了,觉得自己无助,给一个比较信任的男性朋友微信说了这事,结果他说重点是你穿短裤,人靓才会有人吹口哨。我看完更气了,难道女人被性骚扰是因为穿得太暴露,而不是因为男人本身的恶心和坏吗?要是有能力,真的好想把这些男的打到半身不遂啊。其实我连性骚扰确切的定义都说不出来,但就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犯。我独居,平时喜欢独来独往,除了上班、夜骑和去市场买水果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要出门的活动,我享受这种独处的宁静,但间断发生过这类事情后,越来越害怕独自外出潜藏的危险了。回想起来,前段时间独自去了四川旅自顾自地期待自顾自地误会,我已经不想再来了。行,要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旅行途中遇到类似的事情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觉得自己很懦弱很傻,还是个法盲,不知道这种事情报警了警察管不管,但其实,事发过后自己估计连报警的勇气都没有吧。

关注总理的微博,知道总理之前转发过关于性骚扰的问题,想请问总理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吗,对于我来说,再次遇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呢?

最后,向三爷问好。

                                                                                     不想用微信和微博名字的人

NOON回复:

一   回信

我们姑且把你所遇到的事理解为遇到了日常化的来自陌生人的性骚扰,之后他人无视,似乎也难以跟进,而这种“没什么大不了”“都赖你自己”的无视和伤害和性骚扰一样令人痛苦,甚至令人质疑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讨论如何定义性骚扰、如何应对、寻找社会支持、对于严重的性骚扰如何寻找法律途径处理,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在近年来做了很多宣传和援助工作。这里我想更广泛地谈。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如果不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针对女性的性骚扰根本是无法解决的。你我所面对的并不是来自特定对象的、一次性的性骚扰问题,而是日常的骚扰,以及包括来自权力机关、亲人、朋友在内的淡漠:在很多人看来,欺负有些人、剥夺有些人,并没有欺负另一些人或者其他形态的剥夺来得那么重要。我们所面对的性骚扰背后是对女性的结构性歧视。你的命运和处境是女性命运的一部分,你的命运只能与整体的女性命运结合在一起,我们对社会需要有严厉的爱——就像对吸毒者和小孩,给予指引和限制。我们得通过社会改造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在民主政治框架下,斗争未必更容易,但道路似乎更清晰:结社,推进立法,帮助其他受性骚扰的女性或者被剥夺的女性,在相关组织中做志愿工作,用选票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要女性被识别为人口,就是一人一票下一半人口的选票,是几乎自然的不可逃避的政治力量。这种事实本身对于尚处于弱势的女性就有激励作用,而每次胜利都是进一步政治动员的一部分。我时常在媒体上看到强国公民嘲笑印度落后,我也不知道是叹气还是笑好——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权。

在我们的现有法律和政治框架下,怎么办?我有朋友曾经通过非政府组织参与推动《反家暴法》的制定,这项法律的出台也给包括我在内的普通女性和女权主义者以激励。我也刚刚看到新闻,建设部宣布将扩容女洗手间,会注重女性生理需要,男女洗手间比例不再是1:1了;这背后也有积极分子的长年关注和推动。点点滴滴的进步是有可能实现的。同时在中国或许需要更灵活的斗争方式。题图中的上海女性反对骚扰的集体行动就是一例,刚刚成立不久、专门译介女权主义视频的字幕组也是一例。有没有独特于中国的运动方式,肯定并汲取中国社会主义传统资源的女权运动方式?我不知道,我希望可以讨论。

同样重要的或许是日常生活中的“运动”。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内推进平等,提高女性地位;你可以争取更多社会资源以改变议事规则,成为立法者,有资源推动平权项目的人,成为女法官,女CEO,女议员,女人大代表。或者一所大学学生工作部的处长。决定资源投放。推动女性职业培训,持有关切妇女的视角和对妇女问题的意识;寻找其他关心这些问题的伙伴,讨论,阅读,作贡献。 甚至是相互提醒避孕的重要性。如果说女性有什么弱点,那就是因为长久的缺欠与不满,我们容易放弃——我们可以提醒彼此不要放弃。很多女性有无从做起的困扰,我们需要更多相互交流,推动社会平等和联合,至少更好地探索和呈现推动社会进步的诸种途径,让人们可以通过联合来在自己的有限领域内推动社会进步。

最后,希望你不要为无助和缺乏报警勇气自责。Trump丑闻爆出后,《纽约时报》采访了多位曾经被他骚扰过的女性,其中有人表示自己和丈夫结婚十几年,都没有说过自己受Trump骚扰的事,“直到在报纸上看到她人的类似经历”。受辱感是性骚扰后处理不愉快的感受时正常的反应,耻辱和羞辱也是一种让受害者无声的机制,在中国的社会情况下,“报警也没用”“或许会更受辱”的想法是正常的,你不需要自责。

对朋友的失望也完全正常。所有朋友都只是“部分的朋友”,总和你在一些方面有分歧甚至难以容忍——否则,灵魂伴侣也不会那么难得。如果年纪教了我任何东西,那就是在某些方面可以做朋友的人,在其他问题上可能与我观点完全不同,也对那些问题毫无同情。在与性骚扰和女性的身体感受相关的方面,或许你需要找到另一些可以交流的朋友。也并不是女性就会理解你,理解并不自然地随同样长了子宫而来。

二  日常生活指南

我们很容易,也经常被责为过度敏感。但这是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应当作好的准备,不该在被责为敏感时自责,或者停下脚步。我们要警惕的不是男性,或者陌生男性,而是需要对父权和男权思想文化结构抱有警惕。这也是为什么女权主义不是一半人口对另一半人口的斗争,也不仅关乎改善一半人口的处境,它改善的是所有人的命运。

我们应当,

拒绝“胸大无脑”之类的偏见。不仅这个因果联系是虚假的,而且他们根本没资格粗鲁地评价你的胸,你的身体;

反对性骚扰。帮助其他被骚扰的人。不羞辱经历过类似事件的她人;

拒绝如今风行的对女性外貌打分的做法;

当有人评论你化妆是不自信的表现,告诉他,你从未见过哪个男人因为戴领带而被责为不自信。“化妆是不自信”的陈词滥调背后隐藏的偏见是:女性做任何事都是为了美,她们更关注美,习惯并希望被观看,她们重视吸引力多过一切;

当有人评论你不化妆是土气的表现,说“怎么嫁得出去?” 你知道他们是错的;

不要接受“绿茶婊”“白莲花”之类的分类,也不要用这种分类去指责她人。这种分类背后是塑造典范女性的尝试,你也不应该去“鉴婊”;

别使用“活泼就是荡妇”“内向就是缺乏吸引力”等等偏见去评判和羞辱她人。你该既不责人为荡妇,也不以性欲望为“解放”自身的工具。它什么也解放不了。但你应该质疑父权制对性欲望的单一定义,以及用贞洁来规训女性的实践;

当你看到人民网转载《钱江晚报》报道,《男子心情郁闷欲发泄 公交车上一把抱住陌生女乘客》,你该知道这种标题和叙事是错的,他所做的是骚扰,这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趣事;

当你听到“舞蹈学校真可怕,全是女孩子,一定充满勾心斗角”这种话时,你该知道那是模式化的偏见。希拉里在回忆自己所读的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时,她说,在没有男性的环境里,女性能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相互竞争和成长。——几乎是一个没有老大哥监视的自由市场;

当你的女儿被人拽了辫子,教她抗议,或者打回去。而不是说“他喜欢你””你在小题大做”“你应该为此高兴”——那等于在告诉她未来对性骚扰也应当忍耐,等于在说她的不舒服是她自己的错;

当你听到老板说“还是希望招男生”时,知道那是错的。当你看到公司招聘启事“一屋子程序员在等萌妹子”,知道那是错的,那不是赞美,是包含着骚扰的歧视;

当你在学校、在公司里被“自然”定为会务秘书和接待,当你的男同学和同事“自然”负责发言或报告,当你被期待给年长男性的杯子灌满水,你应当不舒服;

当你看到电视真人秀不当宣传对女性、对女童包含着骚扰的“爱护”,你应当不舒服,应当抗议;

结婚誓言上,你不再为男性的“我赚钱养她,她全心照顾我”这样的表白打动。照顾是相互的,夫妻是人生伴侣,不存在男方负责赚钱、女方负责家务的天然分工;

当有人质疑你有“经期情绪”,告诉他,你所说的是认真的看法,得严肃对待它;

当你看到年长女性离婚后在约会年轻人,你不该嘲笑她;

你该重新理解美,不再追求“少女感”,去挑战更广泛的美。诗人Jenny Joseph曾写下一首《当我老了》,和叶芝式歌颂恒久之女性美的抒情不同,Jenny Joseph写得相当好笑:“当我老了我要穿紫色衣服  /  配红帽子,完全不搭,也不衬我”,她诗中的女性在老年终于可以不顾家庭不顾传统,不再受“做典范的高雅妇女”的限制,她们在失去了一般人眼中的性吸引力后反而获得了不再被观看的自由。这首诗激发了“红帽子协会”——世界各地,老年妇女穿紫着红聚会,倡导新的美感形态。

这些只是些日常的例子。当你带着女权主义敏感和对平等与尊重的追求去观看,相当多的文化现象、实践、关系、语言、习惯性指称都会显得分外可疑,从家庭、学校、公司里的重男轻女(经常以爱护女性的形式隐性体现,或者表现为认为男女各有分工各有擅长),到无处不见的广告上“女人就爱买买买”的形象(把女性视为消耗者、物欲的奴隶,否定其生产者身份)。当你对不平等、歧视、欺辱敏感,你的生活不会更容易,只会更难,更辛苦。你需要作好准备,在某些时候承受被盖章为“过分敏感”的代价,忍受一些污名、一些误解。也许很多时候你会厌烦甚至痛恨这个世界,但你也会获得满足。

你也需要作出一些现在看来可能令人遗憾的放弃。对女性的歧视常常以爱护为名,在长久的社会分工与歧视下,女性常会无视自己的潜能,满足于相对较弱的位置,贪恋浅薄的赞美。你需要放弃一些赞美和现在看来像是机会的东西。在评价萧红时,孙犁曾写道,“中国女作家少,历史观之,死于压迫者寡,败于吹捧者多。初有好土壤而后无佳气候,花草是不容易成活壮大的。自身不能严格要求,孤标自赏,生态也容易不良。一代英秀如萧红,细考其身世下场,亦不胜惆怅之感。” (当然,而今未尝死于压迫却死于吹捧的,是从牢房里走出来、复古收徒的所谓异议知识分子。)爱护有时是极端危险的。你要发展自己的才华,不要受限于狭窄而安全的职业选择,较低的标准。你不能习惯性、自然地、被要求、被期待选择“更方便照顾家人”的职业,试试选择更有社会影响力、能获得更高成就、作出更大贡献的职业。

如果你获得资源,你该参与政治和讨论,争取改变规则。该帮助其他女性,对她们好,为自己与她人争取更多机会和更公平的对待,帮助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譬如,如果你是位创作者,在创作中不再让女性角色缺席、模式化、边缘化,不再表达偏见,是一种帮助,为五十岁的女演员写更丰富多样的角色也是一种帮助。把女性放在故事的中心,让女性角色不再只受情绪控制、不只关心争夺男人;去写边缘的、不受大众注意的女人。没有一句话、一幅图不关乎美学问题,也就是未来世界的正义。

反抗有时可以很日常。我们需要带着自身对正义和美的观念,去反抗现有的视角,丰富多样性,重新定义成功、意义、美学。你为什么写作?你为什么摄影?你为什么化妆?不是为了服从。你可以发现新的英雄,女性的英雄。我曾读到学者刘禾在访谈中的一段话,至今记得,“归根结底,我觉得学者的工作要有一些最起码的道德思考,换言之,你是支持压迫人的制度,还是挑战压迫人的制度?所以我进入女性主义,恰恰是想跟大家一起去挑战这个压迫人的制度。制度可能以学科建制的方式出现,也可能以人事关系的方式出现,也可能以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等级的方式出现。女性主义教给我的,是面对压迫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道德立场态度。这是你必须选择的;你不选择,就可能与压迫者同谋。” 你要做的并不是生死抉择,不需要等到某个危急时刻去作出你的抉择,你在日常的生活与职业中,每天都可以挑战和反抗。

更重要的是,你该以你女性的宽容理解力去理解她人。有些女性被婚姻劫持,被法律保护的缺失所要挟,一旦离婚就会生活受损;你该理解她们的困境。也有女性在婚姻的框架内丧失尊严,甚至难保安全,你该理解不同时代、地域、阶级、处境的女性,不苛责。我们的上一代中,有在乡村被追着跑的大肚子妇女,也有衷心相信女性应该受教育的城市干部和知识女性,从小把孩子送全托。你不该责备前者重男轻女,责备后者无法给你当保姆奉献劳力。你需要知道其他女性都经历了什么,有时理解本身是一种难得的帮助。

如果说有一种女性的政治,那意味着我们能够以一种比现有的主流方式更具同情心、更具好奇心的方式来阅读现实与历史,建立同盟。我们生为边缘人,曾经受过侮辱或者骚扰,我们了解不被尊重时的愤怒。所以该更好地理解一个口吃的小孩,一个被怀疑是小偷的维吾尔年青人,一位被怀疑有不正当关系才得到提拔的女职员。你经历过那些,你理应为一种更平等、更少偏见、更多尊重的群体生活作出你的贡献。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处在不同位置,有不同的能力与资源,在广大的光谱上很多人在不同战线上对不同对象斗争,选择自己努力的有效方式,有些人在提高自己的地位,争取改变议事规则,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宣传,有些人自我保护。这都没问题。我个人始终觉得要和平,非暴力,不放弃,那才是我想要的政治,一种女性的政治。我们有潜力成长为成为理性、温柔、有耐力的批判主体,对恒久的暴力性的刻毒政治作出超越。平等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自由与幸福。

究竟什么是女权主义者?存在很多定义,很多不同理论流派,很多实践和策略上的差异、论争、相互批评。翻译feminism这个词时,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不同取舍本身是中国女性运动史上的不同路径选择,也是政治选择。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对不同的人使用不同词汇,这不仅是个翻译学问题,而是实践策略问题:对有些人来说,“性别平等”可能容易接受,而他们根本不会打开带着“女权”字样的文章,这些人也许尚未是你的朋友,但或许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而有时则要采取更尖锐和响亮的概念或行动,挑战大众的敏感视觉,甚至自我妖魔化,让问题得到曝光和注意。

我现在使用的定义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容忍有强奸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就有女权主义敏感,你也应该开始做点什么。性别是中国最核心的区分,男女两性的区分以及支配关系在各种社会范畴中不断复制。有这些歧视、不平等、暴力在,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无论其自身的性别与性向。女权主义并不是关于一半人口对另一半人口的压迫,并不止意在提高女性的处境和福利。它改善的是所有人的处境——譬如,在现有的性别偏见下的情感关系中,阴柔的男人缺乏位置,男性被当成色魔、受性欲主宰的低级动物,无法坚守承诺的陀螺和骗子。救救男人,他们并没那么差。

或许成为女权主义者是一种来自身体和经验的感受,你感到其他女性是邻人和姐妹,有血肉,有感受,有痛苦,有潜力。我很喜欢的诗人Adrienne Rich这样写:

我所感到的唯一真实的爱 

是对儿童和其他女人的。

其它的一切都是肉欲、怜悯 

自我憎恨、怜悯、肉欲。

这是一个女人的自白。

                       (1972,《愤怒的现象学》;得一忘二译)

三  新危险:消费社会

2016年恰恰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一百周年。在发刊词中,陈独秀就像与他同时代的相当多知识分子那样,区分新旧,以一种“绝无可能调头”的决绝和历史进化论眼光划出分水岭:“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

不知陈独秀若看到今天的中国会怎样想。以我个人经验而言,我对进步的幻觉是在2008年以后破灭的。我足够老了。足够记得千禧年时的慌张和激动,在迎接新千年的全球情绪下,人们想象一种别样的未来。在那之前中国经过长期的相对文化孤立后,大众文化与商品似乎都更繁荣,早已有了卫星电视,我很爱看《亚洲娱乐中心》,DVD带来《末路狂花》与《玻璃之城》的不同浪漫形式,我跟着《中华读书报》上记者康慨的国际书评搜索西方新书。九十年代末中美关系变幻,学生在政府中一派的鼓动下上街为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游行,很快另一派出面制止。我足够老了,记得中国在巨大压力之下加入WTO的过程与此前的长年谈判,对加入WTO负面影响中国经济的恐惧使得“倾销”成为其时的流行词。谁会知道就同在中国最终签订条约的2001年,“9/11”发生,美国陷入反恐战争,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在世界图画中的位置根本改变,对西方在经济实力和现代化道路上都构成了实质性挑战。但反过来,中国因改革和历史机会而逐渐拥有的强国位置也是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甚至社会问题的一种肯定。到今天,“平等”的社会理想不大提了,贫富分化问题仍然能得到讨论,但失去了紧迫性,不再是令人忧心的分化过程,而是在很多人心中不可挑战的社会现实。

八十年代,女作家丁玲老年时出访美国,在芝加哥西尔斯大厦的顶楼酒吧里遭遇穿着皮大衣、吞云吐雾的时髦女郎,她说,“我年轻时也这样。” 这个故事在近年经过蒋勋的讲述和聂华苓生平纪录片《三生三世》的传播,在中文媒体和社交网络广为流传,很多解读几乎“自然地”使用如今流行的章怡和式追忆、物质主义视角、殖民迷梦观,把她的表达理解为是感伤洋场繁华与怀着悔恨的怀旧。左派女作家一生的复杂追求被轻而易举地当成年轻时的错误。而实际上,据说80年代时丁玲还曾问社科院的研究生,你们青年流行做什么?答者时髦地说,跳交际舞!丁玲大失望乃至大不屑,30年代青年玩剩下的,你们以为新潮? (引自王璞)

在对整个二十世纪革命历史的“拨乱反正”成为流行的今天,向往貂皮大衣、爱跳交际舞被不自然地当做是“人的自然向往”,消费社会的现实和个人主义对于女性的自我赋权和联合构成了新的挑战。大众传媒和广告业构造了虚假公共空间,为女性描画了虚假的自由:购买的自由。

消费社会的整个结构物化所有人,又尤其压迫女性。当商品逻辑主宰我们,女性尤其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业化的图景强调女性作为消费者和被观看对象的性质,描画由商品盘踞的恭顺而美丽的身体,说服女性理想生活意味着充足的物质占有与消费能力,实际上在鼓励女性自我估值、自我定价。“买”的欲念被制定为性别化的欲望,所谓“女性天生爱购物”。同时,性是时代变迁中的政治问题。在今天流行的所谓“性解放”话语中,一方面对性的有效、顺畅处理成为人理想状态的一部分,但这往往是排除女性或者压迫女性的,另一方面,也有强调女性作为性主体的话语,但它并非没有资本推动,也往往与商品逻辑绞合在一起,时下风行的所谓“有钱就能包养小鲜肉”的伪赋权便是一例。

1939年,战争中退居昆明的沈从文写下相当悲观而难以捉摸的《烛虚》,以笔记体散文省察生命。很奇怪地,全文以回顾“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他列举了几位被时人尊奉为妇女领袖、却令他相当厌恶的三位新派妇女作例子。其中一位,

“她生存下来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不仅对“国家”与“人”并无多大兴趣,即她自己应当如何就活得更有意义,她也从不曾思索过。大家都以为她是一个有荣誉,有地位而且有道德的上层妇女,事实上她只配说是一个代表上层阶级莫名其妙活下来的女人。 

“这三个上等身分的妇女,在战争期有一个相同人生态度,即消磨生命的方式,唯一只是赌博。竟若命运已给她们注定,除玩牌外生命无可娱乐,亦无可作为。… 学校只教她们读书,并不曾教她们如何做人。家庭既不能用何种方式训练她们,学校对她们生活也从不过问,一离开学校嫁人后,丈夫若是小公务员,两夫妇都有机会成为赌鬼,丈夫成了新贵以后,她们自然很容易变成那样一个类型——软体动物。 ”

话说得相当狠。倘若他知道今人如何崇拜太太、名媛、贵妇,大概要哭出来。总之,他批评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之后,妇女并没有成为社会(国家)的有益一员。以往的妇女解放运动未能真正触及女性心灵,单单解放而不计改造,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他认为“男女同校”之类的教育与社会政策是被动解放,并不能树立新的女性主体。沈从文认为,倘若说旧式妇女可以读《列女传》作为生命典范,新式妇女在接受被动解放之后失去了能作为生命典范的道路指引,便在茫然中成为了混乱社会的“软体动物”。借用麦金泰尔的词汇,可以说,缺乏女性的道德叙事。因此沈从文鼓励写为女性的文学。

这当然可以被视为男性知识分子通过界定理想女性而诊断国族病症的中国二十世纪史的一部分。知识精英代女性发言,指出女性的前途,对女性作出诊断和倡导思想解放,这是男性建构现代自我主体的过程。但在今天消费时代——笑贫时代的中国,沈从文的危言值得再次拿出来听听。就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所写过的缺乏心灵深度与社会责任感的上层妇女,贫弱而令人心痛的妓女形象,都被人们忘记了。

我进步幻觉的破灭,也来自于对舆论空间的失望。我的成长过程感受到的是公共舆论对国家政策影响力的减弱,2008年或许是个分水岭。一生中,我只被通知填过一次选票,大概是2003或者2004年我读大学时。同学中有人积极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我们虽然玩笑一般对待,但有未来将更加民主和开放的错觉。在新世纪的前几年,人们尚能看到知识分子通过影响公众和舆论来左右政策——即使那时的公众讨论只是出于知识分子在儒教传统下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结合时势提供的通过控制社会舆论而为自身得到权力提供合理性的机会。而如今,大门关上,洞打开,部分知识分子拥有直接影响政府角色的快速通道。而媒体讨论假问题,或者干脆售卖自己,媒体或者是资本的服务业,或者是自娱自乐的文人表演遗世优越感的场所,基本已经丧失公共性。

与西方现代国家相比,中国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它能充分保证公民的自由,而是在于一种对天然归属的强调,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不懈重复(这几乎成为国家的超越性基础),以及对能提升公民福祉的内容模糊但态度坚定的许诺。中国当然从来没有过公共领域,公共意见不是政治决策的合法性来源,只是在危机事件中冲撞政治决策的方向。始终是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官民想象。如果说此刻西方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只是一种遗存,那么我们的代议制就完全是笑话。弱者并不能够依赖于政治手段与占领经济领域的强者相抗衡。倘若不存在对理性的公开运用,何来人民主权?

美国梦的叙事在中国越来越风行,成功学教程时兴,充满新式电器、花园、儿女双全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图像充斥广告——everything good could happen to you,然而在现实中,改变社会地位或获得美满生活却越来越难。兴起了新的贫困形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毫无攀登社会阶梯和积攒财富的希望的工厂劳工、土地被政府低价售卖的村民。对于这些人而言,生存本身已经是侵蚀性的:活着意味着一位流水线女工能获得的收入将逐年减少,而劳动中健康状况只有更差,缺乏安全的食物、水、与空气;活着意味着一位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涨幅将被房价涨幅甩得越来越远。此刻的社会状况是,奋斗不再能为劳动者提供身份认同和自豪感了,劳工阶级丧失了主人翁位置,中产阶级脆弱,为金钱、地位、水、和食品安全而焦虑。更重要的是,生命不再容易在劳动中获得完满,拥有尊严;劳动过程本身对于有些阶层是屈辱,而对于劳工阶级是根本消耗性的。在此时此刻,中国和美国有一点情形是相似的,当美国低收入白人男性作为“为全家提供面包的人”的身份和尊严感处在危机中,贫困人口进入肥胖、成瘾、破产、进一步失去劳动能力的圈中,被压抑的愤怒在美国通过选票表达,在缺乏表达渠道的国家通过极端事件表达出来。

市场经济与不民主的并存,把个人挤进狭小的私人生活中。我们的家庭危机是社会危机的一部分——当“劳动者”的身份意义几乎消失、被“领薪者”和“资产拥有者”代替,女性被定位和呈现为消费者,而男性被定义为应当充分攀爬社会阶梯、占有财富的主体,但实际并不充分享有如是机会时,中国式家庭因收入分配、为婚姻忠实、为性服务的购买、为理想丈夫和理想妻子与现实的差异而破裂,是必然的。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男性的、汉族的国家,一个工厂主、有产者父亲。有趣的是,与消费主义被定义为性别化同步的是,爱国主义也成为一种性别化的情绪。国家先将民族主义青年定义为性别化的群体,对“小粉红”在需要使用时就刺激,需要打击时就贬斥——她们成为筹码。

怎么办呢?我并不知道。我相信,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人尤其需要通过反个体主义的对他人的关心才能获得尊严与满足感,必须参与某种形式的社会改造,创造某一种公共生活。某一种政治生活。但当你的参与无法左右政治过程,那怎么办?我相信,男性化的国族主义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市侩主义中也没有幸福。但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下,经济平等、机会平等必须成为女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议题,那么如何能在争取经济机会平等的同时,警惕消费主义对人的侵蚀?如果在法律框架内斗争,争取政策变革,又如何避免女性权利(就像劳工权利一样)成为既可以被赋予,又可以被夺走的筹码?

并且,谁能看到这些呢?恐怕不是女工。恐怕和以往的“正午故事”读者一样,是小资产阶级读者,是文学青年,是留学生。

我真的不知道。究竟如何更实际、灵活地斗争,推动政策变革,让活着的女性享受到更多福利,同时又警惕国家主义予取予夺的女权,意识到国家恰恰是男权结构再生产的政治基础,去创造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弹性空间?

我只是相信我们不该做市侩主义地协同男性压迫女性的女人,利用女性的女人,不要做老气横秋鼓吹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并追求个人成功的年青人。该背叛自己的阶级,挑战自己的阶级,少考虑自己阶级地位的稳固。该关心他人的命运,与不同于自己的人产生更深刻的关联、关心、互动,该考虑流动人口的子女抚养问题,该建设幼儿园,该参与劳动保护与职业培训建设。该促成对话和转变,作出贡献,扰乱现有的想象。该让自己写作未来的历史,而不是再造封建的历史。

四  消费社会下的女利主义与新生活

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反对“女利主义”。所谓女利主义,实际上是种残忍的乐观主义。它认为自我装饰、御夫术能够让女性得到幸福生活,但这种在自我管理与幸福间构造的虚假必然因果关系恰恰是人不幸福感的根源:你总可能受到爱人背叛,你总可能因为自己所无法控制的原因失去物质财产。你绝不能把人生的乐趣和意义仅仅放在个人生活里——生活不由你控制,你会痛苦,焦虑,因学区房的价格而睡不着,为错过投资时机后悔,在饮用水中检测出铅,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让孩子健康,你巧妙绕过奶粉也绕不过学校跑道,你挑选了学校跑道也绕不过空气。

真的,女利主义是种致命的乐观主义。小资产阶级的计算、储备、与电子商务不可能让我们幸福。你必须诊断你自己的命运和地位,看清社会状况,放弃以自己在男权体制下获得认可为最终目的,当然更不能复制这种体制,推动其再生产。

我们的唯一出路是将个人命运与集体命运相结合,去创造新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恰恰是五四道路——将社会改造与个人解放相结合。这是我们唯一的命运,缺乏社会改造的个人解放只会是《伤逝》。

新生活中的必要部分,是挑战传统的家庭与婚姻关系。是否可以有女性的共同生活型态?需要注意的是,如今,在大众传媒和资本时常在“女同”的概念和形象中牟利的情形下,观众往往过分轻易地在女性共同生活的图景中读解出性关系的涵义。但决不需要这样,决不只是这样。我始终心倾于芝加哥的Hull House。这是19世纪末乌托邦实践潮流中的例子之一,其时,大量年青人离开家庭,到大城市工作生活,也有很多刚刚“下船”的欧洲移民到达美国。从19世纪中期到二战,在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出现了很多仅收女性的寄宿空间,为年轻务工女性提供相对干净、安全、有社交的集体居住空间(她们通常在婚后搬出这种场所;二战后,性革命与劳工阶级的收入提升让这类boarding houses逐渐消失)。这些空间有些有教派性,譬如由某种基督教团体建设,有些有地域性,譬如专为爱尔兰新移民提供福利。

Hull House与一般寄宿空间不同,它提供的不是一个“离家 – 婚前”阶段的暂时居所,而是一种新的理想:女性可以在家庭和婚姻之外生活,构成一种新的共同体。其创办人是博士毕业却无法在其时由男性主宰的大学找到教职的女性,她们关心社会建设,期待将研究与社会改良相结合,在芝加哥城西欧洲移民区圈下建筑,为新移民女性与女工提供寄宿、饮食、培训课程。它对妇女问题的意识和关切妇女的视角是跨阶级的。既是共同居住的场所,又互助找工作,举办夏令营,更像妇女互助会组织,或者乌托邦社区。

在集体抚养后代的共产主义社会来临前,由于子宫的存在,或许女性总是需要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寻找某种平衡。在现在的社会阶段,人也恐怕总需要从某种家庭形态中寻求温暖,所谓“下班后回去的地方”。但家庭生活不一定意味着和一个男人共同生活,生孩子。完全可以有仅由女性构成的群体居住形态,非一夫一妻制家庭,集体家庭。或许这样的实践也能让更多女性意识到彼此并不是婚恋市场上竞争男性的对手,而是姐妹。

五  新危险:文化保守主义

2008年后,我进步幻觉破灭的另一个原因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升起。曾影响我青春时代、带着我们读《蒙塔尤》、深入他人的历史与生活的老师,如今倡导读经,一位位在做复兴传统文化的工作,令人讶异。知识界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一波新的、有趣的关于权力的话语实践,相当明确地力图影响国家政策、教育、日常生活。它所塑造的那个儒教的、男性的、汉族的国家整体是压迫女性的结构,对今天的女性构成新的挑战。

整个八十年代以来,文革反思和改革开放伴随着对启蒙、对五四运动的反思。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制定者重新书写中国二十世纪历史,思考事件意义,来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寻找一个不同于社会主义的走向。但走到今天,五四运动的基本价值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改革意识形态巧妙而令人意外地合流后所共同攻击的靶子。

文化保守主义将传统父权-男权中国理想化,张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要重新规训女性,再造秩序,回归安稳,又用西方社会理论提供的概念工具来填充“等级化的平等”想象。他们要跪下给母亲洗脚,他们集体上书政府要求恢复土葬,用丧仪为礼教招魂。他们在礼教中看到张爱玲在旧戏中看到的那种美感,一切人各安其位,“不论是“老夫”是“老身”,是“孤王”是“哀家”,他们具有同一种的宇宙观——多么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文宫执笔安天下,武装上马定乾坤!”思之令人泪落。” (张爱玲,《谈看书》)不过张爱玲哭完也就算了,她怀旧恰是因为她知道那个时代再也回不去。而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指望回魂,借助在西方文化霸权下获得的学术与话语资源,声张建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更友善、平和的关系,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去谈礼仪和互利的美学和建筑学。

中国二十世纪与西方遭遇后的现代化过程伴随着重新树立中国作为男性化的国家主体地位的过程。这种耻辱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核心叙事,被想象为“病夫”的中国,是失去阳刚气概和生殖力的国家。中国知识男性一次次通过对女性的言说、控制、规训而建构自身的主体位置与理想社会。

有件事我印象深刻,我不确定它发生在2000年左右我上高中时,还是新世纪初我的大学时代,但其中的词语我记忆犹新。是《南方周末》请它的作者群畅想“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 半版都是一位作者在畅想宋代,大意是,虽然宋被认为积贫积弱,但其时商品经济繁荣,文人受到优待,酒菜好,妓女美,人间乐,中国是世界闻名的中心,知识分子享有尤其崇高的地位,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适合他生活的时代。

太可笑了。当时我有种身体上相当直接的震惊感:当写到知识分子或文人,他自动代入的是男性;当他想象理想时代,视角中没有丝毫性别意识。男性知识分子召唤传统的前提是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他们认为传统是他们的,他们曾经享有。而对作为女性的我而言,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中都没有过理想社会——封建时代没有,晚清没有,五四没有,战争中没有,社会主义时期没有,改革开放后也没有。

老实说,作为女性,没有任何历史值得我穿越。苏珊桑塔格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有几件事让我甘心接受这糟糕的20世纪。其一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有可能做到男女平等。” 我同意她这句话。其实“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 本身就是个男性化的、既得利益阶层式的提问。恐怕女性会提出的问题是,“你最想要什么魔法?” 

消费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压迫形式都令人气闷,右翼意识形态流行,厌世在今天似乎是无法逃避的情绪。但我们不能被挫败感控制,无论是耻辱感的情结还是挫败感的叙事(事实上,右翼正是利用这种叙事激起人们的同感的)。该怎么做?我并不知道,但我仍然相信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相信人该为了他人与自己的幸福而奋斗。不能愤世嫉俗地放弃,或者在物欲与性的满足中志得意满地放弃,我们要把现实带到离理想更近的地方。他们会死,而我们为未来活着。

六  在何方竖琴下

1946年,二战结束,胜利号角遮蔽血光,残缺的士兵回到家乡。刚加入美国籍不久的英国诗人W.H.奥登,在处于崭新而不安的平静中的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朗诵了他的诗,《在何方竖琴下》。它有个特别的副标题,《不合时宜的檄文,为这个时代而作》。这首诗面对战后的和平,它预言将有两种心智处于长久的斗争中:阿波罗的,与赫尔墨斯的。手持金球的阿波罗那光闪的、太阳一般的道路将以普照原野的傲慢主宰战后的政府与社会,也几乎注定主宰未来的校园。人们将遵从阿波罗的意旨,追求规整的成功,文明的表象下掩藏粗野的狂热和盲从;人们将任由自我的精神由流水线般的生活宰治,研习超越众人的成功学。人们将受那些“有用的知识”吸引,追求卫生、矫健、和充实的体能,公共关系学与广告将统领一切,包括大多数心灵——这是和平年代繁荣的危险。

而仍然有那诡计多端的,小偷的神,赫尔墨斯。他灵巧,几乎坏,难以捉摸,但赫尔墨斯的暗影下是一条叛乱者的道路,它对抗官僚主义和井井有条,爱好杂糅与不洁,挑战阿波罗动听的竖琴,拒绝规整的思想。奥登戏谑地列出赫尔墨斯的诫言:别量入为出,别去申请政府项目,别和洗澡太多的人做爱;别喝清水,吃青菜,控制体重,别按统计学去用数字管理一切。

那么,选择哪一方竖琴?奥登不掩饰他的主张:该拥有自由的心灵,成为有批判能力的独立主体,对抗有用的知识。该对抗官僚主义和“事已既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为成功者唱赞歌,和流浪的弱者在一起。几乎令人意外地,他从戏谑跳回严肃的宣言,“在我们的士气中是我们的顽强”。当世界为阿波罗欢呼,你可以私下信仰赫尔墨斯。

很快,战后美国的郊区住宅将发展,汽车、草坪、微波炉充实中产阶级家庭,让一部分人对生活满意。很快将有民权运动兴起,有些人在失望中主张以爱柔和世界,有些人在法律框架之内的斗争中看到微小的胜利,又看到胜利像浮标一般在庸常、腐坏、缓缓日常行进的世界中不时淹没在深沉的海水中。奥登诗中用来象征纷乱争战的巴尔干今日依然不宁。1973年奥登去世在他常去度夏的维也纳。几十年后,在我处于青年常见的怠倦中时,这首诗偶然到达了我,让我至今激动。

现在我是这样想的。你需要分辨世界中的路径,你需要决定你跟随哪一位神。你得多读书,好好想想,找到让自己能活下去的道路,并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相连。这很难,但值得尝试。今天,就像在1939年9月1日,整个文化疯狂,煤油灯的光亮明暗于笼罩心灵的不安。今天,世界像以往一般难捱,和以往一般充满让人想把铅块系在身体上沉下去的力量,新近的政治转向既让人更加厌弃知识精英主义,又令人感到哲学头脑的缺少,令人怀疑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社会运动与政策转变究竟是否能塑造心灵。人似乎不是相互敌对,就是相互购买。如果这让你质疑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那也相当正常。

我有时厌倦人世。它周而复始给出新的许诺,它给出新的许诺而周而复始。但我也会想起就在去年此时我曾允诺天真无邪的少女,发誓我将永不堕落。但愿在发疯之前我将记住能看见的一切,不因受二十世纪的困扰而瘫痪。倘若仿效奥登玩笑一般给出的战后大学十诫,或许可以这样,我们说好,

不看罗辑思维,不做心满意足的幸福者,不买下郊外的四合院隐居,不过“能力允许范围内最好的生活”。不服从财富的咒语,不说上流这样下流的词,不为长寿而长跑。不做慈善,也不做民族主义的恶棍,不追求固定资产,不忘记我们共同存在,不去踢失败者,读契诃夫,不嘲笑爱。不在灯亮起时立即评论电影,可以不诚实,但要诚恳。不故作正经,也不把旁人的沉默都当做装腔作势。过严肃的生活。不收获纪念品,不命名美术馆,不做征税官。不要打猎,不要狂热,反对“公共管理”,记得保护和运用你的才能。像奥登说的,别忘了“纯白的阿芙罗狄蒂在我们这边”。要仔细,留意他人和历史,注意伊卡洛斯的坠落。不扼住谁的脖子,也不讥刺沉默。区分创造的激情与占有的贪婪,辨认出其他面容的背后是同样属人的脸,打定主意多少做一名人文主义者——人道主义者。

在非常年青的时候,25岁时,奥登写下《夏夜》,像后来一样这首诗有悲观的视角主义,夏夜的月亮麻木不仁。但当他描写人世时,他有一种巨大的温柔,不同于后来的“我们必须爱彼此并且死”。

此刻,无论南北,无论东西,

那些我爱的人已躺下歇息;

    月光俯照着他们全体,

江湖郎中和机智的空谈家们,

怪人和默不作声散步的人,

      矮胖墩和高个子。(蔡海燕译)

如果你相信爱,就会相信语言,就会对集体生活的形式产生真正的兴趣,会偶尔想到未来的婴儿,婴儿的未来。我逐渐相信我们在感到无力感时仍旧在创造一种历史。此刻我们住在广告光鲜、隔断错乱的烂尾楼里,楼面贴满金红色瓷砖,从天空中望下去像一座巨大的金红色厕所。住在里面的几乎互不相识的人在夜里听到老鼠从地板下吱咝钻过。但我们共同生活的事实以及其中各种微妙的不同、微妙的相互辨认与摩擦,就正在时间中创造一种历史。与各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想象它于大家都有益的蜜蜂寓言相比,与市场逻辑,与隐士相比,这种抵抗行动是我唯一能接受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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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杀的觉悟,才有资格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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